Oct 5, 2023 34 min read 特刊文章

【青年失业潮下的劳动调查】问卷分析篇

失业潮正在席卷青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以来全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攀升明显，于2023年6月达21.3%，远超多数国家。此后，国家统计局宣布暂停发布该数据。有学者指出，算上非在校生的失业青年，该比例应达至46.5%。青年失业既与全球市场重整有关，也折射了疫情后中国经济复苏缓滞，无法为逐年累增的高校毕业生提供足够岗位的困境。曾经吸纳大批年轻高学历劳动力的互联网、房地产、教培行业先后历经寒冬，裁员潮一波接一波。岗位收缩很快在各个行业蔓延，劳动力供过于求，青年就业愈发艰难。年轻人曾寄望于通过升学获得体面工作、体面生活，这一寄望在经济不景气、劳动越发不稳定的当下，越来越难以兑现。

8月至9月，工劳小报对失业潮下的青年劳动状况进行调查。此前，我们已经发布了11篇毕业生的访谈整理，即【青年失业潮下的劳动调查】访谈篇。本篇文章则是我们在8月3日发布的《青年劳动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一共收集到220份近3年内毕业生的有效回复。我们从期待、劳动条件、压力来源、所获得的支持等各方面分析毕业生的劳动处境，以及整理毕业生自身对就业问题的看法。主要发现摘要如下：

问卷中的失业比例：问卷中失业者比例（18%）与此前的统计局发布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和学者计算结果相近。
受访者期待：期待去外企工作的人最多（32.7%)，期望在民营企业上班的毕业生最少，只有12位，仅占5%。此比例分布反映出受访者对于民企劳动条件的不满。地区部分，大型城市是毕业生们的首选，回到小城市或农村地区就业并不被大部分毕业生偏好。对于劳动条件，大部分毕业生并不希望在职场进入高强度竞争，一份普通的8小时、甚至更轻松的8小时以下工作为大部分人的期待。
升学选择：本科毕业生有较高比例选择升学考研（33%）有关，数字为各学历最高。不过另一方面，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仍在找工作的比例也为各学历最高（22%），这意味着学历提升对进入就业市场的帮助有限。
职业教育低收入：高职毕业生遇到的薪资问题最严重，已工作的受访者实际平均月薪4136元比平均预期月薪5000元低了17.28%，连研究生学历者（8591元）的一半都不到。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仍处于底层。
民企加班严重：平均每日工作9小时及以上时间者大多是民企劳动者，所有平均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的受访者都在民企。此外，高工时与高工资之间的关系并不被支持。行业、城市对于工资的影响可能比工时更大。
工作满意度：在外企工作者满意者比例最高。民企受访者过半数都表达了不同程度对当前工作的不满意（54.76%）。国企受访者的分布呈现分化，既有最高比例的14.29%认为工作“非常不符合期待”，但同时也有同等比例的“非常符合期待”。近两年毕业生千军万马报考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身在其中的人也有相当比例的不满意者（41.17%）。这表明对于不少青年劳动者来说，体制内工作也并非理想的劳动环境。
找工作时间拉长：近三年来，新毕业生的找工作时间都要高于上一年度。2023届毕业生中目前找到工作的人平均也花费了79.4天，比上一年度毕业生增加接近10天。找工作所需时间拉长，这也会提高求职的成本。
求职困难：目前失业状态的毕业生中大部分并非是消极不找工作，其中超过半数人都在至少4个月前开始投简历，但仍无所获。
竞争压力大：大部分毕业生在找工作过程中，受到来自就业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和家庭经济的内部压力的双重压力。而其中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更为严重，是绝大部分受访者的压力来源，94%的受访者都认为求职中的竞争压力偏大，其中36%的人感受到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外界协助不足：大部分毕业生仍然只能靠个人在就业市场中竞争。认为学校提供有效协助的受访者占14.6%，认为家庭提供有效协助的毕业生占22%，而各协助来源中当地政府的协助缺位最严重，认为当地政府提供有效协助的仅5.9%。
就业率造假：59%的受访者所在学校曾以各类不合理手段提升就业率（例如要求未就业学生签灵活就业协议等）
青年失业率高与经济不景气和劳动条件差有关：最多人归因于“整体经济不景气”（190人，86.4%），其它依次为“公司给出的劳动条件糟糕，导致毕业生不愿轻易投入”（150人，68.2%）、“三年疫情及封控政策导致”（136人，61.8%）、“高等教育扩招，导致毕业生过多”（125人，56.8%）
政府部门应为青年失业负主要责任：81%受访者认为“政府部门”应为青年失业率升高负担主要责任。本文末尾展示了部分填写者对于青年失业问题的详细看法。

一、受访者基本分布

移除身份不符的受访者后，我们共获得了220名2021-2024年毕业生的有效填答结果，其中近两年（2022-2023）毕业学生的填答者为133人，占总样本的60.45%。性别部分，除去22位不愿意透露性别的受访者外，一共有136位男性，62位女性毕业生参与了本次调查（下图）。受访者性别比例不平衡，男性比例远大于女性，表示本次访谈中可能存在女性受访者经验未得到充分体现的问题。

学历部分，受访者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多数（下图）。受访者的学历分布明显偏重于一般教育系统，来自职业教育体系的受访者数量较少。

二、受访者目前状态

关于受访毕业生们的目前状态（下图）：

97人表示他们正在工作，或已经拿到了入职offer（包括全职，兼职，创业、自雇或灵活就业）
56名受访者选择继续升学或者正在准备考研中
37名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寻找工作
14名受访者正在准备事业编和公务员的考试
13名同学仍在课程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将求职者当作失业状态，那么问卷填答者中的失业率约为18%（正在学校课程学习以及退出就业市场的人数不算入分母）。但如果将准备考公（编）和考研的学生纳入失业的范畴（相当一部分人将考试和深造作为延迟就业的方式），那么失业者比率约为52%，远高于一般计算标准下的失业率。

诚然，本次问卷调查并非分层抽样调查，这些数据不能代表当前毕业生中的失业人数。但问卷中失业者比例与此前的统计局发布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和学者计算结果相近，这表示本次问卷调查的填答者分布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不同学历的分布（中职因数量过少而忽略）来看，本科生毕业生的在职比例最低，仅44%（下图），高职和研究生毕业生的在职比例分别为57%和61%。其原因可能并非是本科生在就业市场中不受欢迎，而是与本科毕业生有较高比例选择升学考研（33%）有关，比例为各学历最高。不过，另一方面，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仍在找工作的比例高达22%，这意味着学历提升恐怕无法对进入就业市场提供太多帮助。

至于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考研的原因（下图），调查结果中“寻求更多发展可能性”、“个人理想”、“求职就业困难”分别是前三大原因。这说明当前就业困难问题确实对于本科毕业生选择考研有影响，但毕业生出于个人发展、个人理想原因选择升学的情况也不应该被忽略。

三、对于工作、劳动条件的期待

关于毕业生们最青睐的工作单位类型（下图）：

在220名受访者中，有72位毕业生最期望在外企就业
有24人更倾向于选择创业、自雇或灵活就业
分别有23人和19人分别更向往在事业单位和政府行政机关供职
有17位毕业生热衷在国有企业工作
最期望在民营企业上班的毕业生最少，只有12位，仅占5%
有53位毕业生对就业的单位类型没有特别偏好

结合后续结果中大部分已工作毕业生都在民企工作的现象，此比例分布反映出受访者对于民企的不满。

关于最受毕业生期待的工作城市（下图）：

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仍然是毕业生的首选，约占全部受访者的43%（93人）
其次是省会及其他一二线城市，占比约为29%（63人），两者合计占72%
再次是三四线及以下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
有15%的毕业生并不特别在意在哪里工作

结果表明，大型城市是毕业生们的首选，回到小城市或农村地区就业并不被大部分毕业生偏好。

接下来，我们请受访者假设自己为今年（2023年）刚毕业的学生，根据自己毕业时的条件（学历、专业等）预期合理月薪，结果如下图。期望薪资的中位数落在6000-7000元的区间。其中有23位受访者期待的合理月薪高达12000元以上，查看问卷结果后，我们发现这23位受访者中有11位已经就业，都位于通讯、电气、机器人、互联网等热门行业，并且23位填写此选项的受访者中有16位透露了自己所在的城市，其中11位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高消费的一线城市。结合其所在城市和行业，期望获得高收入并非不合理。

各个学历毕业生所期望的合理月薪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学历提升，毕业生们的期望薪资的分布也有显著的提升：

高职毕业生期望月薪中位数为4000-5000
本科毕业生期望月薪中位数为7000-8000
研究生毕业生的期望月薪分布更分散，中位数在8000-9000。

关于毕业生理想的工作日工时（下图）：

绝大部分人（149人，占68%）期待每日8小时的工作制
有56人希望可以找到每日工时小于8小时的工作
有8位受访者希望可以每天工作9个小时
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及以上。

这表明大部分毕业生并不希望在职场进入高强度竞争，一份普通的8小时、甚至更轻松的8小时以下工作为大部分人的期待。

四、已就业毕业生的劳动状况

96名已经拥有正式工作的受访者回答了工作单位的类型（下图）：民企作为毕业生最大的吸收源地，吸纳了样本中约44%的毕业生，接下来分别为国有企业、创业、自雇或灵活就业、事业编、外资企业、政府部门。工作单位类型的分布与毕业生的期望差距较大——在已工作的受访者当中，有32%的人其实最想在外企工作，占比最高；而最想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只有5人。实际状况与毕业生预期相反。

关于各种单位类型的毕业生薪资水平（下图），考虑到在民企以及国企工作的毕业生样本数量相对较多，其数值分布相对合理，而样本较少的其他单位毕业生薪资水平数值分布散乱，故此处只对民企以及国企工作的毕业生进行重点分析：

在民营企业工作毕业生的中位数工资区间为6000-7000元，月薪为5000-6000元的民企毕业生数量最多，且民企的薪资差异较大，有17%的人月薪超过1.2万。其中，民企的高薪（月薪超过1万）人群全部由本科生（7位）和硕士生（5位）构成，多是位于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且主要是互联网等高收入行业。
国有企业毕业生的薪资分布较为特别，无人月薪在5000-6000元，填答者薪资主要集中在3000-5000元和6000-9000元，中间存在断层。我们推测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可能与国企的薪资结构或正式工与外包/派遣工的区分有关，低薪区段5000元以下范围中有4位是派遣员工。
此外，虽然本调查中在外企工作的毕业生人数稀少，但给予的薪资最高，6人中有4人月薪超过12000元。

接下来，我们比较了受访者实际平均每日工作时长与企业的关系（下图）。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的劳动者随工作时间轴（x轴）向右偏移比例越来越低，大部分人都享有小于等于9小时的工作制。外企存在一定加班现象，有2位平均每日工时为10小时。民企的加班情况最为严重，从图中可以看到，9小时及以上工作时间者大多是民企劳动者，所有平均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的受访者都在民企。虽然在之前的图表中，不少民企工作者的工资高于国企，但其中相当部分是以高工时换来的。

下面，我们比较工资与实际每日工作时长的关系（下图及下表），以月薪9000元和5000原将收入区分为高工资、中等工资和低工资。可以看到中等工资者的无加班人数（8小时及以下）比例最高，高工资者中高工时者比例为三组中最高。但是工作时间与月薪并非呈现典型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高工资者中仍有约39%的受访者工时在8小时及以下。另一方面，低薪者中也有不少人工时达到9小时及以上，在每天工作9小时的人群中，62%的毕业生月薪不过6000。

我们尝试计算统计学的相关性检验，发现高工资与高工时之间的关系并不被支持。行业、城市对于工资的影响可能比工时更大。

因此，相较于高工资的人群，低工资并不一定等同于更清闲的工作，相当部分劳动者在一个事多钱少的劳动环境中。考虑到调查结果里外企没有极端加班且提供更为优越的工资，毕业生们在期待调查中厌恶民企、青睐外企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

接下来，我们比较实际与期望工资差值（下图）。该图表明显左偏，约有一半的毕业生（52.9%）实际所获薪资低于自己的期待，实际工资高于自己期待的受访者仅16.5%。这表示在毕业生的主观视角内，低薪情况也非常严重。

更进一步，按学历分析实际与期望工资（下图），高职、本科以及研究生的毕业生的平均实际薪资都低于预期薪资，三者分别相差864元、618元、750元。此外，我们也统计了各学历填答者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拿到工资低于预期，这一部分各教育类别几乎一致，高职、本科及研究生分别有54.5%、50%、54.9%的填答者工资低于预期。

此结果表明，工资收入低于预期并非是某个学历毕业生的特定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高职毕业生在这部分遇到的问题最严重，实际平均月薪4136元比预期月薪5000元低了17.28%，连研究生学历者的一半都不到。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仍处于底层。

问及总体而言这份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下图）：

53%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前的工作满意（比较符合期待或非常符合）
47%不满意当前的工作（比较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期待）

而下图展现了不同工作单位类别的满意度分布：

其中外企满意者（选择符合或非常符合）比例最高
民企受访者过半数都选择了不满意选项，没有人选择非常符合期待
国企受访者的分布呈现分化，既有最高比例的14.29%“非常不符合期待”，但同时也有同等比例的“非常符合期待”。
近两年毕业生千军万马报考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也有相当比例的不满意者（总计41.17%）这表明对于不少青年劳动者来说，体制内工作也并非理想的劳动环境。

下图是找到工作的受访者们当初的找工作时间。如果我们认为3个月是相对合理的找工作最长时间，那么其中约71.8%的毕业生符合此时间范围。而剩下的28.2%毕业生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甚至约有16%的毕业生超过半年时间才找到工作。

如果我们分别计算各年度毕业生找到当前工作平均所花费的时间（下图），可以看到近三年来，新毕业生的找工作时间都要高于上一年度。2023届毕业生中目前找到工作的人平均也花费了79.4天，比上一年度毕业生增加接近10天（考虑到2022届毕业生此时的工作也大多为第一份工作）。青年失业率升高不仅表现在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增加，也表现在找工作所需时间拉长，这也会提高求职的成本。

五、仍在找工作的毕业生状况

紧接上文，前一段落处理的是已经找到工作的受访者花费的时间，下面则是还在找工作的受访者已经花费的时间分布（下图）：

在36名正在寻找工作的毕业生中，17人（47%）已经在就业市场上奔波了半年以上而无果
还有5位（14%）受访者已经花了至少4~5个月的时间求职
其它求职者中，有8位（22.2%）找工作时间小于1个月，考虑到问卷发布时已经是8月份，这些受访者可能本来就对于投入就业市场态度消极

此结果表明目前失业状态的毕业生中大部分并非是消极不找工作，其中超过半数人都在至少4个月前开始投简历，但长期尝试仍然遇到困难。

毕业生在求职阶段面临的多种压力，我们调查的包括竞争压力和家庭经济压力两部分（下图）：

对于竞争压力，94%的受访者都认为求职中的竞争压力偏大，其中36%的人感受到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对于家庭经济压力，有58%的求职毕业生认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偏大，其中22%的毕业生认为家庭经济压力非常大。

这表明，现在大部分毕业生在找工作过程中，受到来自就业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和家庭经济的内部压力的双重压力，而其中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更为严重，是绝大部分受访者的压力来源。

六、受到外界的协助

在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大的情况下，毕业生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抑或是能获得来自外界的协助呢？我们区分学校、家庭、当地政府三个方面调查是否曾提供受访毕业生协助以及在毕业生眼中协助是否有效（下图）。结果显示：

76%的毕业生所属学校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协助，但是仅14.6%被受访者认为有效果。
53%毕业生所在家庭提供了就业协助，22%提供了被认为有效果的帮助，家庭帮助的有效比例为三方中最高。但也有47%的毕业生未获得任何来自家庭协助，显示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差异可能对就业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65%毕业生不知道或认为当地政府未提供就业协助，为三方中最高比例，仅5.9%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的协助有一定效果。

这样的结果表明，虽然近年青年失业率节节攀升，但外界对于毕业生的协助仍然严重不足，大部分毕业生仍然只能靠个人在就业市场中竞争。各协助来源中当地政府的协助缺位最严重。

此外，我们还对于学校的部分额外调查了一题——毕业生所在学校是否曾以各类不合理手段提升就业率（例如要求未就业学生签灵活就业协议等），结果如下图。排除未达毕业年级的受访者后，令人惊讶的是，59%的受访者都回答学校曾做过类似事情。

七、对失业问题的看法

意见部分，我们首先调查了受访者对于大前提问题——青年失业问题——的看法。原题目为“根据你自己或身边的经验，你是否同意今年（2023）毕业生找工作比之前更困难的说法？”。回复状况（下图）显示，94%的受访者都同意2023年找工作更困难。对于，少部分选择不同意的毕业生，我们曾在深度访谈中有机会与其中一位交流。对方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不同意，并非因为今年找工作不困难，而是因为每一年都非常困难。因此，少部分选择不同意的回答者也并非等同于认为今年找工作容易，很可能都是基于类似理由。

对于当前失业率升高的原因（下图），最多的人选择“整体经济不景气”（190人，占86.4%），接下来也有较多人选择的原因分别是“公司给出的劳动条件糟糕，导致毕业生不愿轻易投入”（150人，68.2%）、“三年疫情及封控政策导致”（136人，61.8%）、“高等教育扩招，导致毕业生过多”（125人，56.8%）。

其中，“公司给出的劳动条件糟糕，导致毕业生不愿轻易投入”选择人数超出我们的预期。这条原因的选择人数众多，接近7成，结合访谈获得的材料，我们认为这表明当下的青年失业率升高并非是简单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是经济不景气下劳动条件恶化，导致有一定家庭资源的毕业生选择消极对待就业市场的结果。

不过，虽然不少受访者认为公司给出劳动条件糟糕是失业率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对于谁应该为青年失业问题负最主要责任，受访者中的81%都选择了“政府部门”。

为何这样选择？青年失业率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此展示部分受访者的填答，尽量呈现不同选择的受访者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世界经济水平下行，产业链转移，政府人事臃肿，经济负担大且处理慢。毕业生发声渠道，组织性差，难以产生足够社会力量自救与提升重视度。 ——正在找工作的2023届武汉毕业生，男

经济下行，就业市场环境差且过于饱和。在此情况下，政府未采取积极的方式，采用了高校扩招，将就业压力往后挪，以及在居民收入降低的时候大力促进消费。都是指标不治本的。 ——在事业单位工作的2022届毕业生，女

政府支持企业加班或者裁员，垄断经济挤压民营企业，刻意打压工人维权运动，打压群众外部监督导致地方政府投资失败浪费税金，产业升级失败，导致和大学课程无法对接。 ——在民营企业工作的2022届毕业生，女

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根本还是没有健全的法制，近乎无限的政府权力的管制下民营企业更希望将自己赚到的钱转移或者储蓄，而非扩大生产。 ——在民营企业工作的2021届毕业生，男

读大学时就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实习，了解自己的职业规划所需要的技能。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就应当去抢。弱者才喜欢抱怨环境。 ——在国有企业工作的2021届毕业生，男

经济搞成这个样子，就业环境又差得要命，劳动法只是个橡皮图章，这种不正常的地方，我就算把我的劳动力倒进河里也不会卖掉。总之就是，对未来没希望了，我个人是这样觉得，身边很多朋友也觉得未来很虚无缥缈，深造了，然后呢，没人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在哪里。大家最常说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多么多么优秀，现在ta准备考研（第一二三次）/考公/家里蹲顺便考研考公，没出路的，也没得选。 ——准备升学考研的2024届毕业生，女

一个人找不到工作是一个人的问题，一群人找不到工作是社会一个环节的问题，一代人找不到工作是社会的问题。 ——在外资企业工作的2022届毕业生，女

其实说起来这几方面都要负责任，但最核心还是过多折腾导致不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学生个人都格外如履薄冰，即使有方案有想法也不敢放手去搞。 ——在民营企业工作的2021届毕业生，男

选企业的理由是其他主体都会或多或少的提供助力，而大多数企业非但不提供助力，还会利用、打压或歧视应届生。排除法亦可得。1.学校有就业率要求，因此会积极协助学生就业或升学；2.机关政府等在各大考试中特设应届生岗位，更易上岸；3.家庭及应届生本人都会为个人前程提供助力。因此选择企业作为承担最大责任主体。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2022届毕业生，女

政府缺少有效监督，公民缺少政治活动的空间，致使大量投资浪费于空楼、空路、政绩工程，严重降低社会整体的产出效率。缺少社会组织团体充当社会润滑和维护权利的功用，以促进资源的分配流动。 ——即将进入大三实习的2024届毕业生，男

太久没有新东西了，都只能在旧行业内卷，技术没有发展，没有生机 ——准备考公、考教职的2024届毕业生，男

就业环境糟糕，找得到工作但是通常都有很多潜在的陷阱，比如住宿条件，加班时长，老板潜规则或者辱骂员工等 ——在民营企业工作的2022届毕业生，女

没有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来保障劳工待遇打破内卷 ——在找工作的2021届毕业生，男

没读过那么多书，但个人感受是因为政府总是在做出一种在解决问题的样子，出一堆听不懂甚至没听过的落实政策或PPT政策 ——在民营企业工作的2023届毕业生，男

而对于如何解决目前的青年失业问题，也有不少受访者留言讨论，节录部分内容如下：

1.青年需要团结一致，组成工会，拒绝企业加班和不合理的裁员。 2.监督和参与地方政府投资，组成团体进行游行和罢工运动和地方政府谈判，对于投资失败要求赔偿和政府辞职。3.监督政府资金使用。团体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贪腐资金用于扶持青年就业和社会福利。4.青年需要主动参与企业发展和决策，以罢工等形式和管理层谈判，争取决策权等等。5.青年团结各阶层群体争取权益。组成各种自组织援助社会弱势群体，关心时政。 ——在民营企业工作的2022届毕业生，女

从个人视角来看，我想要一个更活跃、更有生机的发展环境。这样或许能诱发更多先进岗位吸纳青年人，但更重要的是，会有希望，超过口号、有现实支撑的希望。 ——创业中的2022届毕业生，男

实行双休制度 ——找工作中的2022届毕业生，男

从学校，政府，企业做一条相对完整成熟的体系，从实习开始一步步为学生提供机会积累经验。 ——找工作中的2024届毕业生，男

让更多社会离不开的基础职业变得更体面、待遇更好（如医生护士、社工），增加大家从事此类职业的意愿。 ——准备升学的2023届毕业生，女

开放户籍流通，快速出清解决债务，减少对企业的间接和直接赋税，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让群众能行使真正的监督权。 ——在国有企业工作的2022届毕业生，男

提供工资待遇，周末双休，禁止加班 ——准备升学的2022届毕业生，女

改善本专科教育，面向就业进行培养，加强对中小企业监管（因为大企业有舆论作用，但舆论对中小微企业没什么用），改善劳动保障和劳动仲裁的作用。开发新行业，消除文理歧视，打消带文理歧视节奏的观念。就业人士自愿补充教育，不以考试选拔接受补充教育的人才，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并且设法让企业接受补充教育的人才。提升最低工资标准，规范工资发放。但说起来容易，巨轮转向可真是效率太低了。 ——在民营企业工作的2021届毕业生，男